关键词:风景园林； 中国风格； 中国园亭； 西渐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noiserie; Chinese garden pavilio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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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珊•斯科特 撰文 陈晓彤 译 杨鸿勋 校[(U.S.A.) Susan Clare Scott, Translated by CHEN Xiao-tong, Proofreading by YANG Hong-xun]　(2008年 第06期 )

摘要:17—18世纪期间，由于欧洲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中国的园亭作为中国风格的艺术建筑出现在了西方。在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游记》发表之后，有一些旅游者的叙述揭示了关于中国这块土地的更多的秘密，如：17世纪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约翰•诺伊霍夫（Johann Neuhoff），18世纪的马国贤（Matteo Ripa）和王致诚（Jean Attiret）等。然而，他们对中国园林和亭台的描述都是不完整的、夸张的，或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在大多数的叙述中，亭台的作用被曲解为玩乐的地方。从英国和法国的具体例证中可以看到，这些曲解，以及在建筑亭子时希望保持异国情调的愿望——最早出现在英国，后来又遍及欧洲——都体现了“中国艺术风格”。如同显示在墙纸、瓷器、家具和挂毯上的情形一样，园亭也是以神奇、装饰、怪异、休闲、色彩艳丽的形式建造的，并成为18世纪欧洲人想象中的纯粹的中国模式。

Abstract:This paper traces the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garden pavilion to the West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s part of the European passion for "things Chinese" that came to be called Chinoiserie. Beginning with Marco Polo's Travels, published in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mysterious land called "Cathay" revealed a few more secrets with subsequent travelers accounts: those of Matteo Ricci and Johann Neuhoff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tteo Ripa and Jean Attire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mong others, all brought incomplete, exaggerated, or fantastic descriptions of China's gardens and garden pavilions. Most telling, the purpose of the pavilion in the garden was misunderstood as a place for frivolous pleasure. As specific examples from England and France demonstrate,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and the desire to maintain the image of the exotic,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garden pavilions——first in England, then throughout Europe——that had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s of Chinoiserie. Like those examples that appeared on wallpaper, porcelains, furniture and tapestries, garden pavilions were created in forms that were fantastic, decorative, whimsical, frivolous, and colorful——and thus become purely imaginative models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vision of China.

内容:　　 艺术来源于生活，园林艺术中的亭台也同样来源于生活中的路亭、渡亭以及台榭建筑等休憩设施[1]。我们知道，园亭的历史可追述至战国时代，并且从那时起亭子和它的布局就与注重自然和对自然景观之热爱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亭子”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基本元素(图1)。亭子的设计和形式在逐渐演变中虽然有些变化，但仍保持其基本特征：尺度小巧，对称的、单层的、起翘的屋顶，四面开敞。在庭院、山林和偏远寺庙的景观中，以及自宋代以后的山水画中亭子变得普遍起来(图2)。　　 当远东的影响首次渗透到法国和英国时，中国独特的建筑，包括园亭，是最早令欧洲人着迷的神奇文化的一部分。本文将以令欧洲人痴迷的“中国事物”，即后来称为“中国艺术风格”为背景，追寻17—18世纪期间中国园亭西渐的过程。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至马可?波罗之行，他声称曾于13世纪晚期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朝廷呆过，并在他回到意大利后出版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游记》。50年后，英国人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出版了内容大多虚构的传奇色彩小说，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中国文化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后。16世纪晚期当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回到欧洲，并且给知识界带来了翻译成拉丁文或法文的《论语》以及其他哲学著作后，人们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2]。　　 1600年，女皇伊丽莎白一世授权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广东的口岸城市建立贸易往来，使西方世界对远东的了解有了大的飞跃。那些异国情调的物品，像瓷器、挂毯、漆品和家具令收藏家们倍感兴奋，并孕育了他们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和中国风格艺术的产生[3]。　　 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对远东强烈的兴趣中还包括对新风格的中国庭院的着迷。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入欧洲的相关中国理论知识也包含了零星的有关庭院的信息。许多学者认为第一个记录其中国见闻的欧洲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曾在澳门生活了18年，1601年他还在北京生活过。当利玛窦回到欧洲时，他获得了关于中国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手资料，带回了传教士金尼阁（Nicole Trigault）所著的《中国派遣》一书，该书于1610年出版。利玛窦的报告涉及对中国园林，可能是对当时北京某个皇家园林的简单描述。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炎热的季节为读书或娱乐而特意设计的奇山和洞穴”。不过利玛窦的报告没有涉及任何关于亭子的描述①。 　　比传道士书信更为重要的文献是约翰?诺伊霍夫（Johann Neuhoff）所记录的详细见闻[4]。1656年诺伊霍夫作为荷兰使节被派往清王朝，他用数百张素描记录了他从广东到北京城的沿途所见。虽然出使的任务彻底失败了，但1665年诺伊霍夫在荷兰以1 000多幅版画的形式出版了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细节，1669年这些出版物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以及英文。从中精选的文献被收入18世纪出版的旅行手册，而且一些出自诺伊霍夫版画的景物出现在家具、挂毯、墙纸和瓷器设计中。受诺伊霍夫作品影响的2个例子，一是所谓的“宝塔”——不完全是真的宝塔，而是宝塔和园亭的混合体(图3)；二是一种“假山”，与利玛窦的早期描述非常相像(图4)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