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与亚洲价值:寻求从国际经验到亚洲框架的转变

关键词:风景园林; 文化景观; 亚洲模式; 桥梁
Key words:Landscape Architecture; Cultural Landscapes; Asian Pattern;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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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肯•泰勒 撰文 韩 锋 田 丰 编译[(Australia) Ken Taylo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AN Feng, TIAN Feng] (2007年 第11期 页码/Page:04)

摘要:历史景观及其遗产价值,即现在所指的文化景观,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和规划的核心。国际社会对文化景观的认知,尤其在1992年的世界遗产中,发展出3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虽然“景观”这个词来自古老日耳曼—盎格鲁语系,由于其起源的不同而在亚洲遭遇困难,但文化景观在国际上依然发展迅速。和日耳曼—盎格鲁文化不同的是,亚洲的文化景观随时间演进,反映了完美的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它们不仅是有形的文化作品,也是联想性无形价值观的文化作用的结果。在这点上,与西方的文化景观不同,亚洲文化景观是“形成身份标识的动态过程”中的一个部分[1]。这些文化景观浸染着价值体系、传统知识体系以及其他抽象体系的有组织的哲学和文化观①。期望能及时地引起对亚洲地区价值的关注,这种价值与创造景观持续性过程密切相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迫切性是如何将文化景观作为有持续生命力的历史,把古迹历史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发展和成就的杰出代表来进行维护和管理。

Abstract:Historic(al) landscapes with their heritage values——now widely referred to as cultural landscapes——have reached key statu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plann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extended in 1992 to World Heritage prominence with three categories of cultural landscapes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So the term ‘cultural landscape’ is widely circulated internationally, although its use in Asia presents problem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word ‘landscape’ itself with its Germanic-Anglo derivation. Notwithstanding this, Asian cultural landscapes that have evolved through time reflect beautifu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not simply as a tangible cultural product but as a result of cultural process with associated intangible values. In this way, and like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they are part of a dynamic ‘process by which identities are formed’[1]. Equally Asian cultural landscapes reflect organizing philosophies and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imbued with value systems, 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s and abstract frameworks①.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paper is that of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timely need in Asia to look closely at regional (Asian) values and their inextricable connection to the process——and continuing process at that——of landscape making.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imperatives for the future in how we manage our cultural landscapes as living history and archaeological history as remarkabl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otality of human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内容:4 文化—自然的关系:亚洲的模式
   考虑到东方文化中自然和文化的传统关系,可能有人会问,“文化景观”一词在亚洲是否会遭遇困难。比如说,韩锋曾提出:“在中国,‘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在理解上是有难度的。[14]”她认为中国传统上“景观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文化性”,就把人视为景观体验的一部分,而且与西方不同,景观在中国传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风景)。例如,风景是人文主导的而不是宗教的,风景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而不是科学价值,在自然中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享受自然美景而不是体验孤独,经过艺术再造的自然比原始自然更加美丽等。关于最后一点,在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园林中也有体现,这些园林都是在模仿自然、超越自然。
    从韩锋的观念引出,在这里笔者想谈一个泰国的例子。清迈的素贴普山国家公园(Doi Suthep-Pui National Park)中,作为自然与文化共存的代表,赫蒙族部落(Hmong)仍聚居其中,而这里保持下来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正是解说的要点。国家公园中庄严的帕塔特寺院(Pra That Doi Suthep Temple)的价值也得到充分的尊重,“尽管这里有迷人的美景,但是许多游客来这里的主要目的还是参拜帕塔特寺院。对于泰国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朝拜佛祖的圣地,也是泰国最神圣的佛教圣地之一”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有着清晰的界限,建立在西方价值观以及荒野地之类的科学观基础上,将人和自然分离。西方的文化遗产主要在于遗址和遗迹,而且是经典的“旧世界”的遗址和遗迹。在2005年以前,对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是分离的,直到2005年,这2项标准才合理地放在了一起。
    关于自然价值,环境伦理是个中心议题,尤其是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问题。韩锋在这些价值问题上的看法很有启发性:工具性的价值是由于事物的可利用性,内在价值只和事物本身的意义有关[14]。由此引发的内在价值起源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内在价值是人类的想象和价值体系主观创造的?还是由于事物本身而客观存在、只需要客观认知的呢?可以摒弃所有人类利益和兴趣来看待自然么?同样萦绕在我们脑海中的问题,还有文化和自然的审美。没有人反对自然的美学价值,以及对自然的艺术性改造,2种价值同时存在,但是在西方历史和哲学视角中,这2种美学价值是不同的[15]。这种观念上的分裂将自然的美和文化的美相分离,并导致了2种不同的保护方法。最后结果显示这种思维实际是一种误导。也许你会同意诗人乔伊斯•西摩(Joyce Hilmer)著名的诗句:
   “我从未见过
    一首诗 会
    比一棵树更美。[16]”
   回顾世界遗产名录,亚洲有很多遗产地被划定为自然遗产,而事实上其中有太多的景观与人文相关联但却被抹杀了。亚洲的遗产保护当反其道而行之,其保护方法的核心问题是认识到这些传统族群和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已经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这些族群在自然中生活、行走,已经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且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于是,问题接踵而至,我们所说的自然到底是什么?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荒野地法案》里的荒野模式吗?是那个来自英语国家的,与基督教新教、殖民、后殖民文化紧密相连的美国模式吗?
   J.B.杰克逊认为,景观(landscape)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空间、一处自然环境。每处景观都是我们人类的时空场所[6]。这在人和自然紧密联系的亚洲尤为重要,自然和文化因此而有了地方特色,人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传统的替换模式,一种人和自然不可分离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于天人共存的人文哲学观中。这是一种以整体主义来看待人和自然关系的方法,而不是将人类从自然中分隔开来。2004年3月,ICOMOS国际研讨会上通过了《关于遗产景观的宣言》(奈克提西宣言,Natchitoches Declaration on Heritage Landscapes)。此宣言主要关注的就是“人和自然随时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景观,同时强调了自然和人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适合亚洲的文化景观保护和管理的行动方向。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澳大利亚)肯•泰勒/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专家、澳大利亚代表/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

译者简介:
韩 锋/女/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副教授/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专家/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遗产景观(上海 200092)
田 丰/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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