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乡村空间生活对地方文化的守护和归属，其生活的形式由基本事实所塑造，其生存空间与自然物候条件和具体场地清澈而明晰的构造，是乡村建筑活动的本质性的空间义理，也是一种健康的生存文化能够得以建立的真实基础。乡村的自发营造是新的本土建筑文化的真正生发之地。
关键词 基本事实；空间义理；基层组织；空间自治；地方性
ABSTRACT Country life whose style is shaped by basic facts is prote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return to it. The clear structure of its living space, natural laws and specific sites is the basic spatial logic also, is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the way of wealthy culture life. The spontaneous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s the real generator of loc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KEY WORDS Basic Facts; Spatial Logos; Framework; Space Self-governance; Regionality
中图分类号：C912.82(2): TU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84X(2007)04-0010-06

1 乡村话题
对乡村的理解，透过日常生活，我们无数次领略到一幕已经高度仪式化了的场景：一个早起的村民，在清晨的薄霭中迎着日出，肩扛锄头走向土地的深处，当他挥动着手中的工具敲击着田野，旷达的空间中渐次有一种声音回荡起来。此时，我们能够领略到的是，存在者与其存在根基的言谈开始了。
在村民与大地的相互敲击中，乡村涌现出来。
因此，乡村可以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存在事物与其根基的相互依存；第二件事情，在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的质朴开展中，一直守护着确凿无疑的现实性——生活的形式由生活的基本事实所塑造；乡村启发我们联想的第三件事情，是生存空间应当捍卫与大地清澈明晰的构造关系。（图2，3）
这3件事情，使乡村足以帮助我们获得一种文化上的确定性，这种自我判断的确定性，在当下文化生态的混乱现象中显得弥足珍贵。理论上，人们丝毫都不会怀疑，在任何一种的民族天性、国家文化和地方性理念中，乡村，或者，空间生存的乡土形式，是整个文明形态的根基和营造经验最初的本源。然而中国今天的文化现实，这个问题却被人们迷失得十分可以，尤以专家集团自称的学术界为盛！这一迷失根本地表现为对乡村生活3种昭示的彻底遗忘：A. 文明对其根基的守护和归属；B. 生活的形式由基本事实所塑造；C. 生存空间与自然清澈而明晰的构造。
乡村生活，既是三者坚定的践行者，又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鉴的现象学模型供我们在近处学习。乡村生活显示着一种鲜明而自身浑然不觉的文化态度：从存在的直接性中去“活”出属于自身的文化。与此相反，中国的城市现状充斥着急迫的功利性，要么直接跟从西方，要么试图从古代泊来文化，树立一种无根的东西，从其质地而言，这种文化上的虚无态度导致人们丧失了起码的清醒，而放弃理解西方和传统的文化形式与其自身根基的事实关联，必然走向一种简单模仿。但凡模仿所能模仿来的，到底只能是一种现成的、只言片语似的结果，一个纯然的躯壳，而真实的文化只可能是一种活的、本体性的、共有的生存状态。模仿还造就更具危害性的文化习惯，模仿的便利导致极端的功利性态度的大行其道，势必损毁国家文明所需的审慎。
从建筑学的角度，我们关注中国乡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处于城市、处于建筑学以外，它似乎还完全没有受到充斥于城市和建筑学之中的技术功利主义的侵蚀。更为基本的是，乡村真实地处于生活的现实性之中，丝毫未脱离与生活基本事实的关系，这一“以外”和“之中”，保证了其生活形式与空间状态对应关系的清正。就笔者看来，乡村的人们依据营造的天赋而构筑的建筑形式和空间集合状态，才是真正建立在具体生活条件上，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唯一原生态的本土建造文化。（图4）
中国当前的建筑学，当前的城市建设，面临的情况很相似，骨子里根本受到直接来自于西方体系的思想制约，处于“进一步西化”还是“回到传统”的两难之中。如果，我们对西化还能保持一点自尊和清醒，那么，对于回到传统的理解却极易陷入一种对古代经验的直接挪用。然而，两者的功利主义性质却是大同小异，一个时代真正的建筑文化、生存状态和空间形式，不可能从一种根本缺乏存在根基的消极模仿得到——不论模仿的是他人还是自己的前身。这些年来大规模开展的城市建设活动，在模棱两可的文化态度中造就了中国城市的无根性，作为标志的“城市化”口号，无非是城市职能的指标量化和空间生活形态的全球化，把对城市的理解过分地缩减为技术、经济和政治要求，我们对传统东西的直接挪用也是为这些要求服务的。城市的文化，正在成为持续不断的“城市化——全球化”运动下虚浮的装点。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其实绝不仅仅是城市文化本土性的丧失，而是更为基本的城市文化本体性的丧失。借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针对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句肺腑之言：当前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的是彻底的“无构造”[1]。

2 农村与乡村
今天正在大规模开展“新农村”建设，我们的城市专家和经济专家叫得最明确的口号也是“城市化”，试图把城市建设中职能指标量化的评价标准施加与农村，范本就是似乎接近成功的城市。且不说中国城市目前的城市化本身就是本体性和本土性的“无构造”——如何可以成为乡村生存的范本？而就生活现象的直接比较而言，农村就是农村，它生长在特有的现实性和地域关系之中，城市就是城市，它应当对应于城市文化的基本事实，如何可以让农村去“城市化”？放弃自身去模仿城市——何况城市本身就在消极模仿？“新农村”之新，应当是作为一种空间文化的主体，持续而自发地根据现实的改变而常变常新，绝非要去变成那个叫做城市的东西。
对于乡村，历来有一种根本性的误解。
近现代以来，人们一直把乡村称为农村，以“农”称之，是以其产业来涵盖乡村，之前的历史无此命名。乡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国家生活和伦理社会的空间基层组织。观念上，它首先是生活和社会的空间组织，其次才涉及到产业特征，乡村还是国家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策源地。古人多单称为：乡、村、里、闾，指向空间的形式的构成关系，并不看重在业态差异。在传统理念中，业态的差异并不导致文化生活性质的分野，从乡村到城市，生活没有性质的改变。农村称谓的得来相关于近代社会分工思想的导入。当代社会生活的技术发展和形势已经改变了乡村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居住的人不一定与农业有必然联系，欧美国家的情况已经表现出乡村空间与城市人口融合的趋势。中国自身的情况也在得到印证，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已经有极大的比例以各种形式在城市找生活，留在农村的人口也有极大的比例并不直接从事农业。据专家计算，现代技术条件下，一个农民可以耕种4 hm2（60亩）地，中国只需3000万人（连带家庭则一亿出头），如果采用集约经营，农业人口还可大大减少。这种情况下，以单一的业态涵盖乡村显得偏颇。乡村生活可以是农业，却不必一定是农业，信息技术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各种产业以乡村为空间形式，乡村的业态完全可以多样化，这是否将意味着农村生活的消退呢？
农村可能会消退，但乡村还在。
乡村业态多样性的事实会改变把乡村依然叫做农村，但乡村作为一种特定空间形式和文化形式的本质并不会消退。我们不再认为乡村的本质一定与农业相关，作为一种聚居空间的基本形式，乡村空间的性质可以不是农业，而是其社会空间的集合形态所体现的与自然、与生活基本事实的依存关系。也许离开了业态的固定功能关系，乡村将寻求到与自然更加纯粹的关系——人类乡村存在的永久性就潜藏在这种本质关系之中。
乡村城市化和乡村衰败的言论基于混同乡村和农村的观念。以所谓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欧洲为例，以笔者在欧洲考察的实际经历来看[2]，乡村绝没有消失的迹象，反倒是存在一种城市空间乡村化的趋势：城市以一种乡村化的空间方式发生，乡村空间的集合形态成为城市生活基层组织的重要形式（图5）。城市与乡村空间形态和价值观互动，不是单向流动。对欧洲城市而言这种空间文化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同样严峻的全球化趋势中的一种根本性的救赎力量，成为新兴的地方性文化的空间基础。如果追溯欧洲的城市传统，空间的乡村形式对城市的引导可以追溯到其城市文化的两大源头：希腊城邦（村落联盟）和中世纪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已是公论[3]，即使普遍认为与乡村形式迥然不同的古罗马城市，据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城市建筑学》一书中的考证，罗马城的空间形态也是源自于将分散的伊特鲁里亚、拉丁和赛宾人的村落融合起来的结果，在原来村落间的开敞谷地形成了罗马人引以为荣的著名广场群[4]。

3 乡村的意义：乡村指向何处？
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守留在乡下》[5]（1934年3月7日）的短文中，海德格尔向人们讲述了他一生为什么要不断回到托特瑙山中乡间小屋的原因，他写到：“它有一块长7 m、宽6 m的平面面积，低垂的房顶覆盖着3个房间：兼做客厅的厨房、卧室和书房。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深暗的、长着古老高大杉树的森林边。一切之上，是清澈的夏日天空。在它灿烂的境遇中，两只山鹰缓缓盘旋。”
在乡间山野的小屋，思想的发生有如夏日天空中缓缓盘旋的山鹰，自然和乡里人家的包裹使精神和生命得到最优雅的舒展，进入到存在生活质朴的辉煌之中，“我的全部工作是由这山岭和乡民所维持和引导着。” 海德格尔将他的思想工作视为与乡间人们的劳作同一性质，与从山上向山下运柴的农家孩子、缓缓地在山坡上赶着牛羊的牧人，以及斯瓦本地区村民用木瓦来维修自己房屋的屋顶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海德格尔完成了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也是在这里，他试图与来自台湾的学者萧师毅共同翻译曾以一句“安之以久，动之徐生”使他终身受益非浅的《道德经》。
这个故事，我们情愿当作一则寓言来听，我们听到的是思想与其家园的故事。存在生活在其乡间得到优雅的舒展，得以进入到其本身的质朴和辉煌之中。这里，乡间首先意味着本源。乡村的本质，在于一个“乡”字，其面对自然的空间发生方式引发我们对本源追思，生存将在此追思存在的意义。本源，也可名之为家乡，是我们由之生而终将回到的地方。在生活和象征的双重意义上，乡村是通往本源的桥梁，这无关乎乡村生活的童年经历，和是否一再地回到乡村的农业劳作之中，乡村作为空间生活临近本源的方式，在观念中代表着本源自身，代表着一种与本源沟通的直接方式。乡村的意义，根本地表现为集合空间存在形式的价值取向，它在一种直接现象中守护着这一维度。乡村和城市的传统关系是“本”与“末”：乡村为本，城市为末，而非倒置。
从中国的历史去体味乡村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渊源关系，从义理到全部细节，处处都可以感知乡村和乡村所表征的价值观，对一个中国人的从起点到终点的生活指引。可以权且称其为“乡村本位”的价值体系，不管是标志着生活价值风向的中国士大夫，还是一般庶民，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诠释都是一个永远站在乡村之中的生存者对周边世界的看法，因此他总要回到乡村，一生都在谋划着回到乡村，这种回来之路可以是在他离开之初就已经踏上，也可以是他从未离开而不断地走入其至深之处。乡村不是事情的最后终结，仍然只是一座桥梁，维系着集体空间中本源的痕迹。维系的方式就是按照乡村生活的昭示去营造空间的本真，它是空间发生的原则，也是生活的逻辑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在一切乡村事务中都得到具体的体现。

4 走入城市，或回到乡村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乡村联合体”，乡村中存在的事理与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性相同。不消说地域性城镇直接是乡村空间相似性扩展，就是古代经过严格规划的大中城市，虽从表面看来，极其工整的布局与乡村大不相同，而其内在的组织原则仍然与乡村一致。其闾里的街坊空间内部不过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村庄，街坊间的集合就是村庄联合体，街坊内家居空间的义理完全与乡村居住相同，城市和街坊之间的组织与街坊和家居之间的组织构成层层的相似关系，最终连国家也是一个超大的“乡村联合体”。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天下——生活世界组织方式的空间理解，乡村作为集合空间蓝本的意图略见一斑。
历史上，一个中国人从乡村走入城市或从城市回到乡村，不存在任何观念障碍。人们可以在宫廷和城市中去经营乡野生活，导致了园林的起源。园林的原型就是乡野，不是绝对的“野”，而是从乡村内部看到的山野，乡村空间演变为它建筑的部分，山野则演变为它山石园艺。如果说，山水画的精神与园林的精神相通，我们就更直接地可以看到画面中一再出现的山水、村落一隅和行人格式中蕴藏的深意：村落人家永远地担当着一个桥梁的角色，不遗余力地要把寒野中踯躅而行的人们送上一条永恒回归之路，回到本源的亲近之处。我们所见的山水画，是一幅幅不断重复的上路的场景，它一次次地不断送出，因为这一“送出”而维持——经营着与本源的现实关系，在此维持——经营中，营造者也一同踏上了归乡之途。（图6）
乡村的消亡，必然意味着一个集体存在维度的消亡，且是最关紧要的那一个。于中国而言，则是与传统精神价值核心的脱离。乡村的消亡的根本危机在于，集体空间中将决定性地缺失一种存在事实，用以维系社会与本源的实际关联，所谓本源当然包括了文化自身的传统。文化的缘起和发展，需要维系于具体的存在，除却生存事实而奢谈传统和文化的复兴可谓无源之水。
中国农村文化的衰退被片面地描述为经济问题，与我们今天理解事物的视野有关，纵观历史，不过一时之偏。我们应当称其为乡村而不是农村，根本差异在于不把产业作为一种限制，产业条件的变化并不改变空间形态的本质。这些年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乡村的自发改变中看到苗头，还看到了城市逐渐恢复的对乡村空间生活的向往——就人的本性而言，岂不自然！以“农村”来称谓乡村，实在是近现代以来城乡空间人为割裂的结果。如果恢复一直以来的城乡之间的自然互动，既有大批人口将转入城市，同时，也会有大批人口和产业将转入乡村，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将在实际生活的比较中成立。让乡村回归其本真的状态是乡村建设的义理，城市化的提法在文化上是本末倒置，你让它成其所不是，不第是彻底的消亡？何况当代城市已经是失去法度和构造的拼凑面目，可以用它限定比它更为基本的东西

5 城市与乡村
今天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的文化构造关系与历史上的情况正好颠倒过来，空间生活与建筑文化的本末倒置可以最为参照。一直以来，我们无形中在用城市生活的范本来理解和构造乡村，而我们津津乐道的，逐渐在潜意识中认为快要赶上西方国家的城市范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城市，除了它骨子里蕴含的功利主义，除了作为文化理性基础的使一切走向技术化的所谓科学原则，还具备第三个让任何一个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面对的东西——生活状态的无根性，弗兰姆普敦称之为全球化的“无场所感”。我们的城市文化本身的范本，是一种漂浮在全球化意识之上的，无所针对的抽象类型，它传播世界各城市间的莫名其妙的比较、所谓落后对先进的模仿、学术审定的虚伪评判、偶像形式和现成风格的机会主义式的随意搬用、技术手段的漫无节制的滥用和各种传说中百试不爽的美学调剂品的口味实验等等毫无根基的功利活动之间的东西。它幻化出来的各种炫目形式，完全让人们忘记了其荒谬的本质。它什么都想尝试，就是不试图固着于存在生活的基本事实之上，去试图明晰事实的基本内涵。这样的东西正是我们潜意识中用以改造乡村的范本——用无根的东西去替代本来扎根于地方和生活现实的东西。
但凡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建筑文化”的东西，无一不是真实地建立在这一文化形式所赖以存在的生存者、空间状态和具体生活内容之上的。它需要明晰：是“谁的——在哪里——在什么之中”的基本问题，而它的价值正体现在它实实在在是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它从出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把“谁（生存者）——哪里（地方）——什么之中（生存内容）”理解为所有空间文化的“基本事实”,那么，直接面对问题，以建筑和空间集合的方式来给与回答的乡村就应当成为这种文化的根基形式，它不离“基本事实”，守护着与本源的亲近。最为对比，我们的城市空间离“基本事实”有多远？它是否存在自身的根基形式？至少，现在没有看到，现在的城市是南辕北辙，正走向疏离于根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当代城市趋同的现象只是城市文化的无根基状态的表现之一，不断趋同是因为它们根本建立不起真正的地方性差异，而 “差异困难症”则导致口味调剂的不断翻新和做作的形式变化，丧失了城市的个体品质。除了全球化这种似乎外来的因素，中国城市还有一个“建设垄断”的自身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一次《时代建筑》主持的研讨会上，笔者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我发现中国城市目前只有两种建筑，一种是政府和各种机构主导的建设；一种开发商主导的建设，没有其它形式！老百姓只有被动接受，这样的局面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代城市没有真正意义的建造文化和民居——居住小区显然无法称为民居。建筑活动与生存者的主体如此脱离，空间营造与空间生活如此脱离，丧失了生活空间的本体性，如何可能有所谓建筑的文化产生？城市文化和地方性可以是政府、机构、开发商和专家制造出来的吗——而不是生活出来
当代城市的建筑文化“无构造”，没有产生的根基也就不会有生发的可能。
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就提出文化只能在真实生活的实际状态中“颐养”出来[1]115~235强调，培育的过程本身具有根本的“教化”作用，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领悟到这种“颐养”过程对重建生活乃至人性的实际意义。文化与生活的真实关系造就文化的根本品质，后者又会反过来促进文化对生活的塑造，是良性循环。
中国乡村的空间现状远非完美。梁漱溟曾经说过，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1]45~63。
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式都曾经直接以乡村为基层组织，精神生活的源头与归属因此都与乡村直接相关，乡村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型，对这一原型的各种构造的研究历来是儒家关于社会建设的根本着力点[6]在西方文化的引入和新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更替不断冲击着这一传统文化的基层组织，同时也动摇了整个文化形式。明显的结果是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分离——城乡二元分化，表面是行政和经济条件的截然划分，实质是文化形态的根本差异。我们的城市不断向以全球化为表象的西方化靠近，乡村虽然受到冲击却还艰难地行进在退化着的传统惯性当中。与此同时，在城市功利主义式的“成功”所形成的狐假虎威式的傲慢过程中，乡村失去了起码的自尊。乡村生活尊严的丧失是其精神退化的主要内容，这远比乡村固有文化形式（民俗、手工艺等）的消解更为致命，尊严丧失使它开始处处以城市为范本走向憋足的模仿。
然而，城市之“进”和乡村之“退”源出相同，结果却有区分：城市向全球化——西方化靠近的道路显然是一条文化上“邯郸学步”的死路。乡村的退，却有两种实际的可能：一是直接走向城市化，最终在文化上步向城市的那条死胡同，一是退回到更加自发的散漫状态，这似乎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状态，新农村建设所针对的就是它，力图把它拉回到整齐划一的城市化道路上来。

6 “到事情的本身”的自发建筑活动
今天本土文化面临的危机和紧迫性与梁漱溟时代面临的社会建设的危机和紧迫性是相似的，微妙的是问题的关键都与乡村有关。个人曾经一直在思考，作为一种文化，除了在意识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说理性）上已经深度西化以及仍然怀着对古老文化的遗迹的眷顾与文化想象，我们的城市到底还拥有什么？在学术界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中西文化对垒的局面主要发生在知识层面，发生在城市。实际上，中西文化对峙发生得最激烈最真挚的地方根本不是学术界，是现实的直接反映处——生活的基层，尤其是乡村。我们的城市文化和知识界早已经溃败，已经投降，已经失去了立场。而乡村在其根子上仍然是本土性的，它在以其特有的“土气”吸纳和对抗着外来的影响。在乡村生活的至深之处，还一直处于存在生活的传统之中，虽然它表面一直在退却，退回到更加自发的散漫状态，几千年的习惯所形成乡村的空间确实在退回到一种自发散漫之中。但细想下来，这种状态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自发散漫，意味着乡村被更加彻底地抛向了生活的基本事实当中，这里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只有生活需要面对的直接问题，拿现象学的口号来给与描述就是“回到事情的本身”，这是一种纯然地与现实、生活条件、土地和自然打交道的还原状态，一切都发生在原真和质朴之间。(图7~10)从文化生态来讲，是最天然的时刻，这种时刻发生的空间形式必然是本土——本体性的。还有一点值得提醒，乡村的建筑活动是人们自发的本能性的活动，是“我——在我的生活条件上——在我的存在境域中——为自身建造的房屋”，如同自己裁剪出来穿在身体上的衣服一样与其对生存的理解和诠释一致，其建造和划分空间的劳作过程也属于空间生活品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完全基于本身需要、理解和生活本能的建筑活动，它以最直接的方式把自然和大地的属性反映出来。如果我们认同所谓文化不过就是社会集体生存状态和方式的另一种描述，那么，乡村看似散漫的空间生活，作为一种建立在当代生活条件的、现实的、原生态的、本体性的建筑活动为一种可能的、与传统有着本质性关联的、当下新生的、本土建造文化保留了可持续发生的真实领域。
从我们近些年对全国乡村随机的实地考察来看，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中国乡村实际的建造活动大多已经自发地脱离了那些被我们称之为传统民居的历史形态，正在自由地、全面地实践着处于其生活条件下的现代建造方式的各种可能，比如混凝土框架体系替代了木构架，平屋顶成为最普遍的屋顶形式，建造材料的使用与城市同样广泛，在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在乡村都具备相似的类型，只是乡村空间的变化更加丰富自然，与其生活的姿态相对应。今天乡村的新建筑多是真正的现代建筑和功能主义的，与城市建造活动对中西古今样式的低廉模仿相比较，它的现代性明显更为彻底。我们的研究[7]发现，乡村的自发建造仍然具备那些让人欣慰营造属性：(1)它们是真正的当代建筑，也是一种历史活动；(2)它们是典型的立基于生活事实之上的现实活动；(3)空间的生存关系是本体性的；(4)建筑对空间公共生活形态的实际理解；(5)反映出乡村生活对地方传统的各种形式的承接关系；(6)对场地文化、材料和自然条件的敏感，开始持续地显露出地方特征，自发地展现出地方的精神和风气；(7)乡村的自发营造创造并积累下了异常丰富的建筑形式。（图11~14）这些属性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经济能力下，自发地衍生出嫁接在固有乡村空间文化之上的全新的地方性，有可能使乡村再次有可能成为“地方”概念中最坚实的内容。

7 地方性：“解释学——建构学循环”、深层结构与基层组织
乡村，是一个直接的现象学资源——它用自发的建筑活动向我们演示如何可以“回到事情本身”。它象征着一个根本的营造观念和精神，与城市和学术界中当下流行的内在空虚的技术体系完全不同，却与我们的营造传统能够沟通。乡村是一个远超出建筑学术视野的生活世界，一个充满了劳作的艰辛和生活梦想的广阔天地，这个天地中培育出来的生存空间和建造属性触及到生活最亲近的也是永恒的东西。乡村世界，这个巨大的培养基，持续而广泛地发生着最为自然而从属于人民的建造活动，这种活动历来是一个时代可能的风格和形式特征的源泉，作为一种前建筑学，必然是一个时代建筑思想应当面对的原型。
借助欧洲地方主义与现代主义主流的对抗中兴起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生活及其建筑经验正是地方主义思想和形式的一大源泉。以葡萄牙当代建筑为例，20世纪40年代以前，葡萄牙因为独裁统治、思想封闭和经济原因，建筑基本处于空洞的历史样式和风格的混乱局面。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以阿马拉（Francisco Keil do Amaral）、戈麦斯（Paulo Varela Gomes）和塔欧拉（Fernando T噕ora）等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在一场关于葡萄牙建筑形式的大辩论的氛围中，开始了对本土建筑进行系统研究的建筑运动，重新挖掘了潜藏在葡萄牙民间，特别是乡村建筑中自发的建造文化，它们被重新看作是葡萄牙现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起源，是寻求“真正形式”的来源和建造基础，事实上运动的确奠定了葡萄牙当代建筑的基本观念。运动催生了代表葡萄牙现代建筑的建筑师组织（ODMA），形成了以塔欧拉为核心的“波尔图学派”，致力于葡萄牙本土民间乡土建筑形式的研究。西扎（Alvaro Siza）作为塔欧拉在波尔图美术学院的学生，无疑接受这一建筑形式本源，我们从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实践轨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早期的4个住宅直接采用了其家乡Matosinhos地区乡村建筑形式，随着思想和经验的成熟，乡土建筑的形式淡化，逐渐成为了方法、观念、原型的参照和精神内涵，进入到西扎建筑的内部，形成其个人风格的基础（图15）[8]。西扎的成长经历提示我们，葡萄牙建筑的兴起，背后的力量来自本土民间的建造文化。当代瑞士建筑的整体兴起，也得之于对地方性和乡土文化本质的持续探寻，这条不懈的线索可以一直上溯到现代主义先锋时期乃至新古典主义后期瑞士建筑早期的思想。
就日益学院化的建筑学和技术体制而言，乡村中的建筑活动历来是一块“飞地”。乡村的自发营造从属于自然，从属于生活纯然的本真状态，这里的空间映照着自然的安闲——通向自然之道，或者说，它显现的存在秩序是与自然相通的义理，由此而被保证着一种内在的理性。乡村空间表象的混乱与技术化、功能化、逻辑化，倚重市场和经济学，把一切量化和学术化的城市建筑活动格格不入，非常明显，它并不建立在这样的理性基础上，它立基于另外一些更为基本的事实之上。乡村空间的理性类似于自然界万物的生存之道，这是一种或可称之为“顺应——生长”的机制，乡村总是首先把自身理解为场地和物候的跟随者，通过阅读生活的直接条件而让自身生长在这些基本事实上，把所从属的事实构造为自己空间的内容，使空间处于存在世界的新陈代谢之中，在生机勃勃的乡村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那些走向衰亡的乡村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万物循环的整体性。 乡村空间的义理不外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场地和物候所表征的自然秩序，一是生活本身的运转。它的清晰性在于这两者的率真表露，而不经由学问化的衰减，乡村空间直接浸淫在它的历史世界的秩序之中，它甚至就是这种秩序本身。它的理性远在任何一种理性主义之上。乡村空间表象混乱和内在的秩序的对比，是岩石表面的参差和它内在坚实构造的对比，也是水的浑然无形与它的清澈明晰质地的对比。
乡村顺应——生长的机制，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理解为一种解释学——建构学的循环机制。解释学，就是乡村空间的起源都是缘发自对存在境遇的实际解读。解释的意义在于去领悟既存的条件和秩序，为的是可以加入其中，成为一份子。建构学，就是在解释的基础上，新的乡村空间必然是一种新的关系集结，因为它要构造一个加入了新因素——实际乡村生活的存在境遇，它的建造活动全部围绕着“在解释的基础上对一个生存领域的建构”而来。这是一个从解释学到建构学的完整过程，从历史积累来看，上一个建构的结果必然已经加入到下面不间断的解释学——建构学过程的存在境遇之中，也需要被认真解读，由此不断循环下去，层层累积，生死更替，如同自然界本身。我们应当看到，其空间关系的累积和时间关系的累积被同时建构在其中，也就是说，空间秩序的集体性和时间传统的历史性已经包含在顺应——生长的机制当中，成为乡村生活的天然组成。如同自然界物种的群体秩序和历史（遗传）特征一样是无需外来的。乡村空间的秩序类似于生态，它大过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思维能力，我们对待它的态度，与其说是改造，不如说应当是守护和学习。
古人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观象，他们的理性（道、德、理、义）得之于此，这就是一种最为传统的守护和学习活动——解释与建构的存在方式，或可称为中国这个大的“地方性文化”的经典方式。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已经包含在它对自身的守护和学习——解释与建构的生存机制当中，只要我们不从外面破坏，它自身就能加以保证。中国人做事的传统是讲义理，义即事理。义理就在事情之中，乡村的义理在其生长的机制之中，其理性有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所保证。
地方性，简言之，就是文化生态中“地方”的在场性。它由场地和区域的物候特征、地方共同生活方式、地方公共观念、地方自我意识、地方文化生态（民俗、民风、民艺等）构成，它是社会生活的共同特征，与“地方”的在场高度相关，或者说就是一个文化的场所性。从现象上给与直接的理解，地方性实质是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在当时当地的文化风范。如果说它不是外来的、抽象的东西，是地方自发的，那么，它就必然是地方性的——它没有非地方性的可能，它当然会吸收外来的消息，但只要它还健全，它的根基在场，就一定是一种立于地方性上的吸收。地方性是一个文化的本体属性，就如同人的个性一样。乡村顺应——生长的机制以及解释学——建构学的循环，在不断地重复吸收地方性。从一开始直接面对场地和区域的物候特征到衍生出相关的地方文化，传统被看作是生活的自然惯性，也正因为是自然的，所以它纯然就是乡村空间的本体属性，乡村遂成为地方性天然的基层组织，古今如此，中外言同。保护乡村，存在一层保护文化地方性的基础的意思。
当代城市，地方性存在的困难在于其文化生态的机制无法保证“地方”的在场性，城市文化的根基已经不与地方相关，城市生活的构成机制来自抽象的技术理性和狭隘经济原则，文化只是装点性的东西，与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更没有持续的生活机制去实际推动。地方性是老百姓活出来的，而不是可以有政府、专家和开发商业制造出来的，我们从历史上或从西方拿来的，只能是一种结果状态，不可能是发生机制。当代城市对于地方性没有真正的载体，城市空间根本缺乏本体性，缺乏像乡村那样的可以让地方性得以自发运转的基层组织，因而城市的地方性也是彻底“无构造”的。
个人在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体认，在全球化意识得到普遍盲从的时候，地方性观念最能够做为一种批判力量的凸显，实质反映了文化的抽象理性与日常义理的对峙，普遍理性与具体存在的对峙。普遍的理性倾向与把事物构造为绝对“合理”的普遍类型，而具体存在则倾向于把事物的在场特征构造为它的个性基础，因而每一个都是不同的、地方性的。地方性可以被看着是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它来自文化实际生态的根基所达之处，它对应着文化构成的基层组织，传递在地方属性和文化形态之间。从建筑学的角度可以做一个直观比喻，我们可以把大大小小的各个层次的地方性看作是一种划分生活空间的围墙——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的，它构筑了不同层次的界限和文化内外关系，是在内的东西得到一定的守护，也使在外的东西被有所吸取，有所相关，我们认为地方性应当被看作是庭院空间那样的一种起码的文化保护，它给与我们自我的意识和自由，又坚定地限定我们不至于混同不同个体的存在方式，它既建立对文化个性的保护，又通过分层累积的公共属性把地方的人们集聚到共同意识之中，从乡村开始，集结到地区和城镇，到区域和地域，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地方性是本土性的缘发机制，也是它的基层组织。我们可以断言，本土性的再造要从地方性的恢复和培养开始，恢复其结构的力量。

8 乡村空间生活的未来
“当一群人生活在某一空间中时，他们就将其转变为形式，与此同时，他们也顺从并使自己适应那些抗拒转变的实在事物。他们把自己限定在自己建成的构架之中，而外部形象及其所保持的稳定关系成为一个表现自己的理想王国。”
——《集体的记忆（La Memoire Collective）》
阿尔布瓦什

曾经很长时间，无法真正理解罗西在其《城市建筑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主要的观点，他认为在城市空间的基本类型是不可创造的。随着个人对乡村建筑的考察和研究工作的展开，才逐渐能够领悟到“空间的基本类型”的真实所指。以前在城市环境中对此无法理解，是因为中国当代城市已经很少有所谓空间生活的基本类型，而是充斥着空间无根基的千变万化，那些东西可以直接地创造出来。乡村中,空间的组织形式、类型、组合关系、构成形态则要从社会生活的具体形式中培育而来，是随生活的基本事实而生发出来的，无法强行“捏造”。生活的基本事实从来都具有一种根本的恒定性，它的实质从未真正改变，因而乡村空间的基本类型非常稳定，由此也保证了其生活性质和内容的稳健。从生活的基本事实到空间的具体形式，从对生活的质朴解释到空间的建构，这是一种基本的理性态度。最终，“外部形象及其所保持的稳定关系”可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表现自己的理想王国”。
可以说，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正是实现在了中国的乡村之中，这一理想的实质内容是存在生活的“空间自治”。乡村告诉我们，如果空间的组织形式和类型来自生活的基本事实，这种自发的理性就存在于生活内容的日常性和习惯之中，空间将无需外在管理，它将自我秩序化。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空间结构自然地就发展为：集家成乡，集乡成方，集方成国。
个人非常赞同梁漱溟的观念，理性即是事实的构成。进一步，这种由事实构成的理性将反过来又参与构成事实本身。
乡村空间，我们又可以把它整个看作是一个大的空间类型，其中包含了许多建筑学意义上的子类型，其表象上的混乱中内聚的理性正是某种恒常的东西，这种理性建构了乡村空间与自然一切现象的统一，并参与到生活基本事实的组成，把 “对生存的护送”构造为乡村生活的肌理。空间与社会生活同步，生存关系的真实性诞生地方真正的文化，民艺、民风、民俗、民性皆从由而生。空间生活的义理与风俗习惯相一致，导致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它建立了空间与生活的相容性，同时还具备潜在的教化作用，使人们生活在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的实际理解之中。乡村空间的集体性是建构在个体空间自由的累加之上的，集体空间给与了个体单元应有的施展。在集体性中，如果没有个体的舒展则不会有真正的文化，集体是自愿的秩序化和个体表达的组合，因此邻里关系就是天然的东西。
城市中功能分区的技术理性和效率原则催生了“机构+居住小区”的全球化模式，所带来的是生活关系与空间关系的背离，既无邻里，又丧失了文化的地方性结构。背离了空间生活的根基的城市文化成为一种依靠全球时尚机制去推动的虚拟文化。空间时尚化骨子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暴力，它不会给人以真正行为的自由和思想的智慧，它把一切都建立在简单模仿的基础上，时尚内在的强制性和无理表现在，脱离时尚就会受到孤立、排斥和鄙视。实质上，在乡村混乱的表象与当代城市理性的表象后面，却是乡村的有机理性和城市生活的机械混乱。
乡村空间的未来在于它所立基的义理的永恒价值，人的生活与其存在空间的一致将永远是我们的建筑学和城市学追求的理想状态。乡村的自发营造所构筑的空间对于人的存在本体性，乡村空间关系对集体组织和个体差异的双重保护，乡村生活顺应——生长的机制对地方性和传统的守留，都将是城市值得反思和学习的地方。乡村空间展现的义理并无中西的区分和城乡的差异，因此，真正具有普遍的价值。在新的技术条件和产业更替中，乡村空间本真的意义不但不会衰减直至消亡，反而会显现出其纯然的价值，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交通的日益发达，城市特有的便利和大工业式集中要求的弱化，乡村空间必然会以其品质把人们带向空间生活的“理想王国”，这时，决不是乡村的城市化，而是城市空间的乡村化，将是我们认真思考的某种答案。乡村的存在，保佑着地方文化真正的根基以及我们与传统存在方式的现实关系。乡村生活一直在无形地建树一种文化的源始观念，乡村生活作为那种直接源自土地的存在方式（图1，16），是地方性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生活基础。对于今天中国文化的本土性再造运动而言，乡村空间的存亡和兴盛，维系着我们现在仍然还能够依稀辨识的、仅存的传统线索之一。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24-42,115-235. 45-63.
[2]笔者曾经利用在德国斯图加特造型艺术学院作访问学者的机会, 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德国中南部`法国西部`瑞士北部和意大利托斯卡拿等欧洲中部地区的二十来个大小城镇. 对欧洲城镇的城镇空间与乡村的高度融合感触颇深.
[3]M.I.Finley.古代城市: 从普斯特尔?德?古郎日到马克思?韦伯及其他人. 孙逊, 杨剑龙, 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86-112.
[4]Aldo Rossi, 黄士钧. 城市建筑学.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119-123.
[5]张祥龙. 海德格尔传.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130-132.
[6]自宋明理学兴盛以来, 几乎所有的大儒都关注乡村生活的建设, 认为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层组织和文化意识的策源地. 参见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145-173.
[7]从2004年开始, 中国美术学院王澍和笔者等人申请了一个国家级的研究课题《正本清源——中国本土民间建筑经验建造体系的原创性研究》, 研究至今已经开展了三年. / [8]Kenneth Frampton. Alvaro Siza Complete Works. Phaidon Press, 2000. /EL GROQUIS ALVARO SIZA 1958-2000. EL GROQUIS, S.L, 2000.

Synopsis
Countryside is always the connection to the mother earth.
The country spaces, or the form of country spaces, in any nation and local culture, are 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xperiential source of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this sense, it is far more than a merely simple architectural topic. The so-called 褻hineseness?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common way of social collectivism, never appears in any local culture when we look back to our nation. Building the 襫ew countryside?is never a simple question of 襏rbanization?when we go deep into it. Building the new countryside will absolutely raise the question of accultura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spirits. It is a fateful issue, as the words said by Liang Shuming: 襎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of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is a history of destructing the countryside. And it is still continuing in destroy the country space and its culture. Now, it is so urgent that we should keep and call back the form of country space in the movement of building the new countryside.?Life in country space has its own inherent clear structure. In architecture, the reason why we give our focus on the countryside is that countryside is outside the city, outside the common knowledge of architecture, outside the impact of utilitarian in the city life. However, countryside is inside the reality of life. The 襬utside?and 襥nside? keep the corrigenda of country life together. 褹cclimating and growing?method makes the countryside into a follower of the local condition, environment and their law. As the rationality creates the presupposed facts, the future of country space lies in the eternal value of its logic. The harmonious merge of human life and living space is always our ideal that can be described as a space of elegance, comfort, nature, and mod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