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今天的人们常把城镇看成是一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生长着、被上面的道路切割着、被上面的广场穿凿着、"布满建筑的皮肤组织"(a tissue of buildings)，或者是一张布满车道的网。这张网在郊区点缀着孤零零的建筑，在市中心则与众多的建筑彼此交错。尽管我们常把城镇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以为城镇受制于某种独立和不可掌控甚至有些不可预料的扩张或生长法则，就像自然界里的有机体似的，但真实的情形是，城镇并没有什么不可察觉的内在本能。它们是被居民们一点一点地建起来的，或者被开发商或当权者们成片成片地建起来的。时不时地，尤其是在建造一座新城的时候，在专家策划的支持下，地方或国家的当权者们总还是要跟百姓对垒一番。原因是政府官员甚至规划师们自己，都不能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来思考城市，他们看不到城市在分区(工业、居住、休闲)和交通这些常见规划元素之外还有其他意义。对于今天的规划师们来说，认为城市应该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格局，就像古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简直太过遥远和无聊。今天，倘若我们真把某种事物看成是"象征性"的，那它就会被理解成为只具有"象征性"而没有其他属性。
　　当我们回头看看还不曾走远的过去，我们就能看到城市话语在概念上所显现的贫乏。19世纪用来建立城市术语的那些原则可能会比今天的原则还要"实证化"(positive)。例如，当时用来区分城或镇的定义就是看那里的街道是否被铺砌过。
　　但是，再向后看，有关城市话语的语调就变了。一位17世纪的法国理论家达维勒(Charles Daviler)，在他的建筑术语字典中将"镇"定义成为"具有整齐街区，住宅对称并有装饰，街道和广场形式笔直并具有良好和健康朝向，具有适当排水坡度的地方……"不过，达维勒的描述只是一种传统的尾声。一位作者最近提出，"城市首先是一个物质性实体c具有某种规模的建筑群、居民群和公共建筑……当小径演化成为大道的时候，城市就开始成型了……"这位作者的描述紧跟在他19世纪("实证主义")前辈的后面。这样的定义，与尼基亚斯(Nicias)在叙拉古海边所喊出的鼓舞人心的话语真是相距千里。当年，尼基亚斯面对雅典的土兵们是这样说的："无论你们决定在哪里住下，你们就是城镇本身……是人构成了城市，而不是城墙或城墙里面的船……"
　　今天，城市道路已经变得稠密而拥挤，几乎所有现代城市都是路网密布。因此，交通工程被当成了城市规划中优先考虑的事项，街道、铁路或地铁彼此重叠，它们构成了我们城市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占据着认识和概念上的极其重要地位的部分。当交通拥挤和相关问题加剧之后，在公众的头脑里，马上的反应就是要进行"交通手术"。其实，在如今的城市规划中远不只交通规划，整个规划都像是跟在开发后面的救急行为。近二百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怂恿我们去相信城市人口的增长速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率应该基本相等(经济学家们似乎仅仅在就事论事，而不考虑这样的增长会对个人造成什么影响)。因此，尽管存在着对交通危机的抱怨或是对城市空间短缺的抱怨--这些抱怨，在讨论类似问题时，会在规划师的口里习惯性地冒出来--当一个城市不再以某种速度扩张的时候[比如，像莱因河流域(Rhine Randstadt)的城市带那样]，规划师们又会面对经济危机的症状表现出沮丧。
　　不仅规划师，通常当权者甚至公众都会假设未来的发展将会保持今天的速度，大家把对未来的预测当成了简单的统计学推测。有关新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成了不需要讨论就可以默认的事情。在规划师所使用的思考框架中根本没有问过我们自己是否正在向城市强加着一种过分经济化的秩序。对约束的恐惧通常会表现成为对自发生长的限制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每当规划师谈到城镇存在和生长的方式时，总要从自然那里借来一些形象来描述他们的规划：比如，一棵树、一片叶子、一块皮肤组织、一只手等等，一旦形容起危机的时候，他们还会引入病理学的名词。但是城市真的不像自然现象。它是一个物件--一个奇怪的物件，混杂着意志性和随机性的元素，并且被不完美地操控着。如果硬要把城市与生理学连在一起，那城市最像的还是梦。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将梦当成可以严肃地甚至科学地研究的对象。可梦这个词本身就有幻想的意思，用幻想来形容城市规划却会遭至非议。这部分地是因为城市规划所牵涉的资金投入巨大，部分地是因为城市规划所牵涉的是大众生活，而大众生活的好坏被认为与物质环境的好坏划等号。
　　这里，我们要再次抗议多数城市话语的贫乏。目前的确有人在研究城市空间的使用，但是仅限于使用和环境的物质性意义。而心理性空间、文化性空间、法律性空间、宗教性空间却没有被当作生态空间的一部分。对于生态空间，城市学家们考虑到的也只是其经济性。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物质性问题上，有关物质性问题的答案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因为他们提出的答案只考虑了物质的表面，因此常会冒犯市民的象征世界；常常是苦恼中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毫无理性思辩地抛出一些武断的形式来，这些形式的背后是不成文的精神及美学偏见，这些偏见的非理性又进一步加剧了社区的不稳定性，形成了社区与社区外在躯壳之间灾难性的互动模式。
　　许多社会学家已经批评过这样的规划程序了。在我看来，他们是对的：我们一定要关注城镇的格局，关注城镇的概念原型，这个概念原型是居民们在心智上构建出来的，并常在家居形态中表现出来。所以，家通常被看作一个城市的微缩：不是家真的是城市的微缩，而是我们想要把家"看作"是城市的微缩。人们的行为模式甚至是活动模式有时就可以被理解成为是在概念性模型和真实情景之间以及概念性模型和城市的物质结构之间进行和解的努力。对于一个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的居民或许只能是以一种示意图的形式来理解它--就像城市的地铁或汽车路线示意图那样。
　　当然，我讲的概念性模型很少来自汽车路线图。更常见地，它与我们看待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和时间的视角有关。这个模型的作用是把我们的视角拴在一个具体的场所上：拴在一个具体的家和一座具体的城市身上。
　　对于这一问题的陈述恰恰表明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我因此提议大家去考察一种(因为过去所以)已经定了型的情形。对它，我们都很熟悉，而且富于意义，能够让我们大家想起我们拥有自己家的方式。罗马城镇的直线形态，在古老的罗马帝国领土上--从苏格兰到苏丹--在街道甚至乡村道路的模式中存活下来。对于这样的直线形态，人们通常会认为是一种实用性测绘技术的副产品。但罗马人自己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城市是根据神圣的法则组织起来的。他们的家是由家庭中的父亲管制的，就像城市是由执政官来管制的一样，男性家长在他的家中所实施的复杂礼仪，就是那些祭司们为国家实施的国家宗教礼仪。不仅罗马人甚至他们之前的伊特拉斯坎人可能都很熟悉这种在城市和家庭之间、城市和土地之间的类似性。
　　在罗马城市变成我们如今所熟悉的方格子之前，在罗马人的脑子里一定先有了一种有关规则化城市格局的理念。直线型城市绝不是罗马人歪打正着随后再作解释的结果。相反，对我来说，这样的规划手段一定是源自我刚刚提到的认知模型。因此，我之所以对罗马直线型模式的那些源头感兴趣，是因为早在那些源头的时候，罗马城镇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几何及拓扑(topological)结构，而这一结构生长自一种习俗和信仰体系的之内和之外。这个习俗和信仰体系也构成了承载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完美载体。
　　在罗马帝国兴衰的千年中，城市也经历了诸多变化。对城市的解读也变得越来越具体甚至相互矛盾，有时，那些意义已被遗忘的礼仪会时代错位地被二度解读。在本书中，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我将不考虑罗马和伊特拉斯坎历史对城市认知模型的发展以及它在时间中的转变的影响，因为这种城市认知模型的变化跟政治或宗教上那些思想的变化相比要缓慢许多，更像是渐变(这通常是仪式化艺术以及仪式化程序的变化方式)。我之所以选择主要关注罗马城镇是因为它们跟我们现在居住的城镇完全不同但又有着相当肯定的城市文明，有着非常丰富和容易获得的文件记录。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与其他民族的习俗和思想相比较的话--在罗马人眼里，其他民族通常被当成比他们弱小有时甚至是最原始的野人--我们也还是不能够理解罗马人的习俗和思想。罗马人也不是惟一使用过直线型规划和正向性规划的古代民族。所有伟大的文明都使用过类似的方式，所有文明都有关于这种方式的源头的神秘说法，并都有着自己指导规划师和建造者的礼仪。我因此提出去思考这些平行的传说，以便认识罗马人以及其他古人那些不仅铭刻在形式上而且还铭刻在获得这些形式的程序上的那些信仰的巨大价值。但是，我一直关注的还不是人类学家们常关心的物质遗存，而是那个概念性模型，以及它与场所及格局形态之间的关系：反之，如果我们继续使用常规的城市分析方法去分析的话，那些在私人与公共建筑、街道与广场中表现明晰的形态、明晰而肯定的格局，就不会向我们显现其意义的。